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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电玩大王周人参的发家史?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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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被称之为科技岛。新竹科学园区里,有世界级的电子科技产业,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生产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走到台北街头,四处林立的网咖,到处可见的寛频网路广告,也一再提醒我们,如果这个年头,还不懂得亲近亲近电子商品,那你就真的落伍了。

  可是,有谁知道,台湾的电子产业之所以会这麼发达,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拜电动玩具之赐?

  现代的家长,动辄花费数千甚至上万元,为家中的子女添购Xbox、PS2等高级电动玩具主机,看著孩子整天沈溺在电视游乐器中,也不以为意。玩不过瘾时,还可以透过网路,和陌生的网友们来场Online-Game。

  电动玩具,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再被视为玩物丧志、败德败行的恶魔。就算出入街头的电子游艺场,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的行为。谁能想像,在十几年前,在国人的心中,电动玩具店还像洪水猛兽,让自许正派的有志男女避之唯恐不及?这麼巨大的转变是如何造成的?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又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呢?

  在台湾的电动玩具业界,周人蔘曾被称为「四大天王」之一,但,他也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至少,对警察来说,周人蔘这个名字,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人说,警察就是「人民的褓姆」,也有人说,警察是「穿著制服的流氓」,更有人说,警察是「民主时代唯一可以合法配枪在街上行走的公务员」。不管是正面表述,或是负面评价,显而易见,警察这个角色,在现今社会中,的确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当人民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助时,脑中最先浮现的影象,是警察;但每次街头巷议品评公职人员操守问题时,最容易被认为会收红包、又吃又喝又要抓的,仍是警察。

  长年来,我主跑司法新闻,和部分警察、警官之间,也建立起很深厚的交情,透过贴身观察,我不得不说,警察这个行业,如果不是高EQ的人,可能很难胜任。特别是当警察处於逆境时,那种内外相煎的折磨,更可能把人逼到绝境。

  民国八十五年四月,轰动全国的「周人蔘电玩弊案」爆发。这件警史上最大的一桩集体贪渎案,对警界造成的冲击,至今尚难平复。在这次事件中,被卷入风暴的警察,有人入狱、有人丢官、有人自杀。许多警界的明日之星,就此一蹶不振。甚至,除了警察之外,这场弊案还波及两名检察官。直到如今,很多熟悉内情的警界人士,一谈及周人蔘弊案时,仍不胜欷歔。

  当然,有人会认为,这些出了事的警察们,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但我却宁愿用更宽容一点的尺度去看待他们。诚然,民国七、八0年代,台北街头三步一间、五步一户的电动玩具店,的确造成社会上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而这些警察未能严格执法,甚至刻意纵容业者,才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对於这些乱象,警察自然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可是,有谁认真的想过,这些警察们为何如此?是人性的贪念吗?还是国家法令的政策出了问题?亦或者是,这根本就是一个上下交错的共犯结构体,警察只是冰山一角,只是被抓出来祭旗的倒霉鬼呢?读完本则档案後,大家不妨思考看看。

  周人蔘,民国三十八年出生於台南市,学历不高,仅高工肄业。他身材矮壮,喜欢穿拖鞋,口嚼槟榔。他退伍後从南部北上谋职,先是度过了一段「待业青年」的无聊日子後,终於有一天,机会之神向他招手。

  那天,他无意间逛街走到台北市林森北路一家电动玩具店门口,当他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潮时,他知道,电玩业是能够让他立即发家致富的管道。於是,第二天,他主动上门求职。

  一开始,周人蔘在这家电玩店里,干的是打扫环境和搬运电玩机台的吃重工作,但过了不久,他的高工学历被老板发现了。老板建议他,不如有空时也可以向店里的师傅学些维修电玩机台的技术,周人蔘一口答应。没想到,学会了维修机台技术的周人蔘,就此因缘际会的拓开了他的电玩王国事业。

  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原本驻在台湾各地的美军顾问团纷纷撤回,而原本安置在美军俱乐部里的许多电玩机台也都释出流到市面。此时,周人蔘靠著平日省吃俭用,也攒下了一些钱,他透过关系,吃下了两台美军俱乐部的二手机台,又向同行租借了两台。拿著这四台生财工具,他再和三重市金园戏院的老板谈好条件,把这四台电玩机台都摆到戏院门口的骑楼下,从此,他的生活为之改观。

  有了自己的机台之後,现金开始如流水般的滚进来。因为,周人蔘初次创业时,他选择了一个好地点。

  到电影院看过电影的朋友都应该有类似经验。买了票之後,发觉距离电影开演时间还有一段不长不短的空档。这段时间其实很难熬。有些人手头上有些零钱,转头一看,戏院门口的骑楼下摆了四台电动玩具机台,为了打发时间,有人就会把铜板塞到机台的投币孔中。金额可能不高,但如果众人皆如此,一天下来,这笔钱就是不算小的数目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後,周人蔘认为,如果只靠在戏院门口摆机台,还是赚不了大钱。几经思考後,他决定前进一水之隔的台北市。於是,万华区成为他攻进台北市的第一个据点。他在广州街开了一家「金台湾」电玩店,果然又让他日进斗金。不久之後,在西园路,第二家电玩店「金万华」也接著开张。短短几年内,周人蔘的电玩生意愈作愈大,店面愈开愈多,从万华区一路扩展到中山区、松山区。全盛时期,仅台北市一地,他旗下的电玩店就多达二十三家,如果连中、南部地区的店面都算进来,总数超过四十家。

  周人蔘的电玩连锁店有两个特色。第一,店名都是「金」字开头,第二,店面招牌都打上一个狐狸头作为标记。所以,内行的人一眼看去,哪些店是周人蔘的,一目瞭然。

  周人蔘的电玩店为什麼能愈开愈多?如果光以「台湾人好赌」作为理由,可能还不够充分。应该说,周人蔘早年学到的维修电玩机台技巧,帮了他很大的忙。

  早年,周人蔘在电玩店当苦力、当学徒,但也学了一身好本事。他四处帮人维修机台时,也顺便暗中观察哪些店家的生意比较好,哪些电玩店却又门可罗雀。

  经过反覆研究之後,他发现,要让店里生意赚钱,首要条件就是机器要新,其次就是地点要好。

  但是当年,国内的电子科技还不发达,相关的电子游戏设备,大多都是从日本进口,一方面价钱高,二方面也缓不济急。此时,周人蔘的技术就派上用场了。

  当新的电动玩具上市时,他会先买进一座机台,然後把机台里的IC板拆下来,仔细研究,再想办法破解其中的保护程式,然後大量复制。於是,他以购置一台机器的成本,就能自行改造无数台电动玩具,这也让周人蔘电玩店里的机台,比其他业者的机具要新许多。同业想跟他竞争,哪里争得过呢?

  等到周人蔘的电玩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规模後,他乾脆在日本也设立了一个据点。这个据点的工作人员每天到日本的任天堂、SEGA等知名电玩公司门口排队,只要一看到新的电玩游戏推出,马上抢购,然後再立刻送到机场运回台湾,之後,再由台湾的工作人员破解密码,并加以改装。到後来,日本游戏机台早上才推出,下午在台湾就能看到相同的游戏,这让日本方面也头痛不已。可是,由於我国和日本并没有互设著作权保护协定,就算周人蔘偷了日本人的智慧财产权,日方又能奈他何?

  而周人蔘眼见改造电玩IC板的生意好作,到後来,他除了一方面拓展电玩店的店头事业外,他还当起了国内电玩业者的上游供应商。在他生意作到最热的时候,保守估计,国内电玩IC板的生产事业中,有三分之二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说一句玩笑话,如果用现在的说法,早在民国七0年代,周人蔘就已经是所谓的「科技新贵」了。

  当周人蔘刚刚崛起於电玩界时,原本他并不是一枝独秀的「领导品牌」。在当年的电玩业界,有所谓的「四大天王」,周人蔘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分别是张文生、张清标和李求铭。不过,周人蔘最後还是能力战群雄而胜出,他当然有过人的长处。

  这其中,最大的关键点,在於周人蔘懂得「利润分享」。他打著「有钱大家赚」的招牌,把各路相关人马都安抚得服服贴贴,这才让他的事业一路长红。

  根据调查局事後追查的结果发现,他首要打通的关节,自然是警界人士。而且,周人蔘并不是那种「看高不看低」的势利分子,相反的,他从基层一路打点起,直到警政署的高层单位,他都有私交甚笃的朋友暗中「情义相挺」。

  例如说,他在某一警察分局的辖区内开了新的电玩店,他的「礼数」就先会送到派出所,让当地的「土地公」不会刁难他。接著,警察分局的一组、二组、三组这三个重要单位,也一定要按时送礼。至於专门负责查缉电玩业的台北市警察局少年队,更被他列为重点目标。

  警方的管道打通了之後,消防单位也不能放过。因为,如果没能「关照」好消防单位,消防人员三不五时上门临检,随便挑一、两处消防设施不合格的毛病,就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店面关门歇业。

  另一方面,周人蔘为了快速、顺利的让他的电玩IC板从日本通关进来国内,航警单位也成了他结识的目标。所以,别人的电玩机台不一定进得了台湾,但只要是周人蔘要引进的新机具,保证一定进得来。

  此外,地方政府的建设单位、教育单位,也要打通关节。推而广之,某些政党人士,也成为他的好友。到後来,周人蔘每个月花在打点这些公务人员身上的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元。

  有一年,周人蔘的父亲过世,周人蔘就在报章上刊出了半版的讣文。在这份讣文中,列名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是时任立法院长的刘松藩,副主委是王金平、许水德。而籍的卢修一、张俊雄、贲馨仪等知名民意代表,也都挂上了副主委的头衔。立委周伯伦因为与周人蔘同姓,所以列名为「宗亲代表」,当年立院党鞭廖福本则成为「亲友代表」。由此不难想见他在政界的人脉之广。

  除了这些特殊身分的人物,还有一类人也成为他的结交对象。这类人,就是记者。

  早在民国七0年代,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主跑警政新闻的老记者,那天,他肩上背著一个包包,看起来很沈重。我们闲聊了半天,结果,在不经意之间,他拉开了包包的拉鍊,被眼尖的我瞧见,包包里塞得满满的,全是一叠一叠的大钞。

  他很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然後把食指伸到嘴唇中央,作了一个「嘘」的手势,之後才低声的说:「别说得那麼大声。这些钱,都是要转交给条子的啦!」

  後来,我才搞清楚,原来这位老记者是周人蔘的「白手套」之一。因为他长年主跑警政新闻,和警方的关系很深,所以,每个月初,周人蔘都会拨出一笔钱,请这位老记者转交给某些分局的警察。

  而这些主跑警政的记者们,不少人也曾收过周人蔘的好处。例如,行动电话刚刚上市的时候,周人蔘就曾经送好几位警政记者行动电话。而这些记者们原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原来也是周人蔘的「朋友」,可是,当大家一拿起手机时,发现都是「黑金刚」那种像砖头一般大的行动电话,而且电话号码都很接近,彼此之间不免会心一笑,很多事都尽在不言中了。

  按理说,记者并没有侦查权,不能去「抄」电动玩具店,周人蔘没有理由去巴结记者。可是,只要深入一想,就知道周人蔘这一招的确很精准。

  记者可以把电动玩具店的情况披露在报端上,如果再配上一张大大的彩色照片,然後再附上一篇特稿,质问警方为何不取缔,不用说,这家店第二天一定马上从人间蒸发。这威力比警方扫荡还可怕。所以,安抚记者有时比照顾警察还重要呢!

  再者,某些关系特别深的记者,可以弄到警方临检的班表。如果今夜负责临检的小队,是钱砸不动的「怪胎」,那麼,周人蔘就会先通知各家分店,小心应对,赌博性的电动玩具千万别摆出来让人抓。另外,如果有些官方管道实在难以打通,有时请记者代为出马说项,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周人蔘每个月花在打点各路人马的费用虽然很高,但他获利更快。调查局破了周人蔘集团後,曾经粗略统计,以周人蔘在台北市的二十三家店面计算,每个月的营业额都超过一亿元,一年下来,扣掉成本和公关费用等支出,净利还有五、六亿之谱。所以,对周人蔘来说,这些公关费的开销,只是让他赚进更多钞票的「投资」,就算花得再多,也不足惜。

  纯粹的砸钱,暴发户的味道太重,不见得能够结交一批「生死之交」,周人蔘还有更细腻的一面。

  举例来说,周人蔘虽然已经是身价数十亿元的电玩首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相反的,他每天晚上都得穿梭在各家酒店之间,忙得不可开交。

  这倒不是说他贪杯、好饮。事实上,就我所知,周人蔘是不太喝酒的。那麼,他在各酒店之间流连忘返,所为何来呢?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信,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就是周人蔘开始忙碌的时刻。他常常穿著短裤,腰上挂著黑金刚行动电话,骑著一辆五十CC的「小绵羊」机车,在台北市区各大街小巷绕来绕去。

  因为,他的朋友多,当朋友们聚在一起饮宴应酬时,就会有人打电话叫他过来作陪。对於这样的「友情呼唤」,周人蔘大多不会拒绝。他骑著机车,赶路很方便,不会有塞车的问题,所以很快就能赶到聚会场所,然後跟在座的众人打声招呼,之後,他一定把帐结清之後才走。久而久之,很多周人蔘的朋友都知道,晚上出门喝酒时,只要带著周人蔘的电话号码,今晚的这一摊,就不必自己出钱买单。

  另外,每当周人蔘开了新的电玩店时,他就会邀请几位交情特别好的朋友,让他们插股分红。有些公职人员不敢拿周人蔘的公关费,担心会出事,但周人蔘以「入股分红」的名义,邀他们投资时,这些官员就会自我催眠,认为「我既然出钱投资,按月分红是应该的,不算是收黑钱!」这麼一来,心中的憋扭不见了,钱也收得理直气壮了。

  周人蔘对朋友很周道,各路朋友也努力拉抬他,但周人蔘也没忘记,他自己也要很「争气」才行。他一方面投资「村霖建设」公司,并且担任董事长,让自己的头上也顶著一个「企业家」的帽子,另方面,他在民国七十四年也筹组了「台北市游艺场商业公会」,自己担任将近十年的理事长。

  当了理事长之後,他开始动员旗下干部,到国会和行政机关展开游说,并且多次招待民意代表、官员出国考察。经过长期努力後,果然让行政院通过了「游艺场业辅导管理办法」,把所谓的电动玩具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从事赌博性」,第二类是「变更为赌博性」,第三类是「非赌博性」。这其中,第一、二类的电动玩具属於违禁物,可以依法查扣,但第三类则不涉及违法,所以主管机关应该开放,让民众有一个娱乐的场所。

  至於查缉单位呢?原本,这项业务是由警政机关主管,但是在周人蔘的公会奔走下,把主管单位移转成为教育部和各县市教育局。教育单位人少事多,怎麼有馀力去管理电动玩具店呢?所以,实际负责查缉的单位,还是基层警力,只不过,由於主管单位不再是警政署,而是教育部,所以查缉电动玩具店的工作就不列入警政绩效,警政署不会再逼著员警去查抄电动玩具店。这也就让周人蔘能够高枕无忧了。

  那麼,哪些电动玩具是属於第一、二类?哪些电玩是属於第三类呢?由谁来审核、分类呢?

  前面说过,电动玩具业的主管单位从警政机关移转到教育部之後,这项审查的工作理应由教育部负责。当然,教育部没有足够的人力实际从事这项审核作业,所以,就再委托「游艺场商业同业公会」成立「电动玩具研究评鉴小组」,审核哪些电动玩具机台属於「公告查禁机台」。

  现在看来,这样的作法当然很有争议。试想,游艺场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都是电动玩具店的业者,他们怎麼可能自断生路,把能够为他们赚大钱的赌博性电玩公告查禁呢?这不是等於是让选手兼裁判了吗?

  而周人蔘也很有分寸,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公会握有审核电动玩具机台分类的权力,就把所有的赌博性电玩全部列入不必查禁的类别。因为,这样作就太明显了。他会和其他的业者协调,挑选出一些已经过时的、老旧的、准备淘汰的机台,列为赌博性电玩,然後让警方去查扣。

  警方查扣这些机台,自然就有绩效。而对周人蔘这些电玩业者来说,警方的查扣动作,反而像是免费的「搬家公司」,帮忙电玩业者出清存货,汰旧换新。

  而各家店面的店长或服务生,虽然因此而不免要吃上赌博罪的官司,但周人蔘会帮他们找律师,打通关节,常常可以让他们获得罚金刑或缓刑的判决。即使这些干部真的要入狱服刑,周人蔘也会给他们安家费。而赌博案的刑责都很轻,就算要关,也关不了多久。这麼一来,等於各方都皆大欢喜。

  到了民国八0年代,周人蔘的势力已经大到令人侧目的地步。但是,司法和警察单位却始终没有人动他。

  所谓「树大招风」,周人蔘的事业版图既然已经扩张到让人无法回避的程度,如果政府再不能有效的发挥制裁的力量,那麼,这个政府真的已经腐化见骨了。

  有些民众实在看不过去,开始在报章「读者投书」版上撰文抨击。这些舆论直指,以前,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曾经是全台北市最有名的「书街」,走在这条街上,放眼放去,一间一间的书店比邻而居,每逢假日,家长们总喜欢带著孩子来逛这条书街,培养下一代阅读的好习惯。可是,曾几何时,这条书街却成了电动玩具街。原本的书店一家一家的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五色声光的电动玩具店。

  这些电玩店的门口虽然都贴著大大的公告,声称店内陈设的,都是纯娱乐性质的电动玩具,可是,内行人都知道,只要走进店里,再推开另一道小门,门後就是一座座的赌博性电玩。举凡「金扑克」、「黑杰克」、「拉霸」、「水果盤」,都在其中。甚至,有些大型的电动玩具店里,还设有价值高达一千五百万元的大型赌博性电玩「赛马」、「竞艇」。

  投书的读者沈痛的问,这些现象,政府真能视而不见吗?难道其中没有任何利益挂钩?

  民国八十四年,刚刚从桃园地检署调到台北地检署服务的侯宽仁检察官,接到了一封检举函,函中指称台北地区有许多家电动玩具店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涉及了「黑白挂钩」。侯宽仁看到这封检举函後非常重视,他马上和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处长刘展华研究,该如何办理。

  刘展华告诉侯宽仁,根据行政院颁布的「调查局十一项业务职掌」,其中并没有「取缔赌博性电动玩具业者」这一项,按理,调查局也不办赌博案,所以,这件案子如果仅朝著赌博罪的方向前进,调查局有心无力,无法插手。但他也相信,台北地区的电玩业者能够如此的猖獗,幕後一定有人撑腰,凭著直觉,他肯定这其中绝对有涉及行、受贿等等贪赃枉法的问题。所以,只要侯宽仁检察官愿意指挥,而且朝著贪渎案的路子追查,调查局一定全力以赴,彻底配合检察官的行动。而且,只要能够把隐身在幕後的共犯结构击破,那麼,台北市的电玩业者自然无法生存。

  侯宽仁是司法官训练所二十六期结训的检察官,七十九年才出道,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就是桃园地检署。当年,桃园地区的社会风气非常差,电动玩具店也是三步一家、五步一户。前後两任桃园县议会议长许振澐、吴震寰,更是桃园地区最大的两大电玩业龙头。

  侯宽仁上任之後,先後办了不少件大案子。其中,八十三年间,他主办了桃园县正、副议长贿选案,把桃园县六十名议员起诉了五十四人,轰动全国。後来,他又与司法官二十八期出身的薛维平检察官联手扫荡桃园地区的电动玩具店业者,更是声名大噪。到了八十四年,他就因为表现优异,而调到台北地检署工作。

  由於侯宽仁才刚刚调到台北没多久,所以和台北地区的旧势力并没有渊源,办起案来也比较没有包袱,再加上他以前在桃园地区所展现的铁腕措施,再再都让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处长刘展华深信,如果能够由侯宽仁出面领导调查局办案,一定可以把横行在台北市的电动玩具店全数扫荡乾净。

  侯宽仁果然没让刘展华看错。对於调查局种种布线查缉行动,侯宽仁都全力支持,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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